潮起北岸丨宁波文创港历史遗存口述史——宁渔第六期
口述人：蒋政富
1967 年被分配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随渔船出海当报务员。在海上搏击风浪多年后，1973 年开始上岸进入管理岗位。1995 年起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党委副书记，2002 年随公司改制而退休。此后在宁波海丰企业服务有限公司负责处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改制的后续事宜。
高强度的劳动，恶劣的工作环境，再加上难以预料的巨大风险，让出海捕鱼成为一项辛苦高危的工作。
对宁波海洋渔业公司来说，海里的鱼就是它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它们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也只有多捕鱼，才能养活它们，才能让公司进一步发展壮大。
我们捕了很多的鱼，还想捕捞更多，还想去更远的地方捕捞。但后来鱼少了，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也就衰亡了。
一、被下放的报务员
1967年10月，我正式进入宁渔。我原来是省委机要处的，当时正在华东干校学习。毕业之后，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先是被分配到地委机要处，后来，地委机要处也被冲散了。因为宁渔当时的出海生产需要大批机要员、报务员，我就被分配到了宁渔。
在船上当报务员，每次都得跟着渔船出海。刚出海的时候，整个人都晕晕乎乎的，恶心、想吐，饭都没胃口吃。别人说，不想吃也得吃，吐了也要吃，否则身体更不行。我吃了一点儿，最后还是会吐出来。但是想想要干活，就硬着头皮往肚子里塞。吐着吐着，后来慢慢也就适应了。
作为一名报务员，我当时在船上的主要工作就是通过船上的电台接收、报送、分析渔业生产的各类信息。
其中最主要的是生产情况汇报，每天都要定时向总公司发送。当时我们的渔船每天放网四次，我们的主要汇报内容就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海域放的渔网、产量有多少、现在渔船在什么方位。这些信息通过电台发送到总公司后，公司的技术骨干都会进行分析判断，作为调整生产计划的一线信息。
此外，还要向船长汇报附近渔船的生产情况。当时各个渔船的基本生产信息，都使用全国统一的密码进行发送，别的渔船相应的电报信息，我都能够在自己的电台里监听到，并且解析出来。把这些信息汇总后，再统一报送到船长那里。
对于有经验的船长来说，这些资料能够提供非常好的捕鱼参考，比如说别的渔船有没有提到哪里有鱼群等信息。根据这些信息，再加上总公司发来的潮流、气温等资料，进行综合判断后，船长就能决定去哪里捕鱼了。
作为报务员，在船上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利用无线电原理进行定位、测向。当时，渔船上的设备没有现在这么先进，没有GPS，也没有高精度的海图。想要准确知道自己渔船的位置，以及和别的渔船的距离，都需要我们报务员通过测向仪来测量。
有一次，我在电台里听到，上海的一艘渔船在204 海区下第二网的时候直接捞上来一千箱大黄鱼。知道这个消息后，我马上开始进行测向，船长也根据消息马上调整了生产计划，一起去追鱼汛。
二、辛苦高危的捕鱼工作
那个时候出海捕鱼，多是在近海，没有涉足远洋，但是因为设备和技术落后，再加上船队规模小，这个工作依然算得上是一份辛苦高危的工作。
我刚上船的时候，最差的渔船只有100多匹马力。这批船还是在日本侵华战争投降的时候，从日本人手里接收过来的。我们当时给这批渔船起了个外号，叫“暴龙”队。
为什么这么称呼呢？因为这个渔船虽然吨位小、马力小，但是船用发动机的声音却非常吵。渔船发动后，机舱里的震动、噪声和烟雾，一般人真的不一定受得了。但即便是这样的渔船，相对当时沿海渔民使用最多的木质渔船来说，也已经算先进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休渔期的说法，除非碰上渔船上岸检修，或者台风等极端天气，否则渔船都是要常年不休地在海上追逐鱼汛的，跟船出海的辛苦也可见一斑。
出海的时候，因为海面大雾，或者航道判断失误等，触礁等事故随时可能发生。1968年，那时我刚出海不久，就遇到一艘渔船在象山外海羊白山附近水域触礁。作为一名报务员，我是第一个接收到他们船上发出的“SOS”求救信号的。
这样的事故我后来还遇到过好几次。有一次在金塘水域，一艘渔船发生严重的撞礁事故，渔船都已经骑到了礁石上面。我们船员登上礁去，把渔船系牢后，直接用其他渔船把那艘船给拖下来。这样操作其实很危险，一旦没处理好，渔船随时可能倾覆。
当然，这种情况现在基本不会发生了。现在有精确的海图，还有实时定位的GPS，整个宁波附近海域的航道也进行了专门的疏浚，整体都比那个时候要先进太多。那个时候，只能靠老船长的经验，根据海图去分析，一旦出错就会有很大的风险。
三、一网捞了七万箱
在我们宁渔，主要有流网、拖网、围网三种捕鱼方式。
流网渔船，亦称流刺网，主要是用来捕捉近海的上层鱼类。它主要是利用编制渔网的那种很特别的细丝来缠住鱼身上的背鳍、胸鳍和鱼鳃，使得通过这片网区的鱼儿挂在网上，越挣扎挂得越紧。
拖网渔船可分单拖和双拖，简单点说就是渔船拖着渔网前进，把海里的鱼“兜”进去，然后收网。拖网捕鱼因为操作方便，适用面积广，当时是我们公司主要的捕鱼方式。
围网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捕鱼方式，一般都是灯光船队一起出海，专门捕捞在海面附近活动的高价值经济鱼群，是我们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
当时的渔业资源还非常丰富，用拖网抓大黄鱼，鱼多的时候，拖网上船前，人能够直接踩着鱼在海面上行走。1972 年，有一次出海，我们最多的一网捕捞了七万箱大黄鱼。当时一箱约四十斤，七万箱算下来就是一千四百吨。
当时大黄鱼很多，大家没有保护渔业资源的意识，也没有限制渔网尺寸和休渔期的说法，大家的想法都是，能从海里抓多少就要抓多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能把鱼抓回来就是你的本事，抓的越多越光荣。就这样连续多年滥捕后，海上的鱼就越来越少了。
四、鱼少了，公司也就衰亡了
在近海不计后果的捕捞，使渔业资源快速衰竭，这也为公司无可避免的衰亡定下了基调。
公司效益最好的时期，是20世纪90年代初。那个时候，最多的年捕鱼量能够有三万多吨。鱼是宁渔的生命线，所有的船厂、网厂和各加工车间，存在的价值都是为了多捕鱼。
对我们公司来说，能从海上把鱼捞回来，是最根本的。有了鱼，我们才能发展，才能养活这么大一个公司。到90年代后，伴随着渔获捕捞到达巅峰，公司的发展逐渐走下坡。
其实，我们也一直在尝试改变。一开始捕鱼，我们最远只到北方的辽东半岛。鱼越来越少了，我们就跑到对马海峡去捕捞橡皮鱼，后来还跑到阿根廷海域去捕捞鱿鱼。70年代，我们开始尝试远洋捕鱼。澳大利亚、索马里、伊朗海域我们都去过。宁波的第一例艾滋病就是在我们公司发现的，那是在索马里海域捕鱼时，上岸补给的时候出的问题。
虽然一直在尝试远洋捕捞，但是因为公司自己的技术水平有限，远洋捕捞一直处于成本高、风险大、产量低、收益小的局面，规模一直没有做大。
我们在澳大利亚捕鱼的时候，一名船员还牺牲了。因为当时远洋捕捞的物资补给和医疗救援水平都非常有限，一名船员在船上突发疾病，没来得及抢救就没了。
公司改制前，我们还通过职工集资，造了三艘千吨级的大渔船，决定大力发展远洋捕捞。不过，那个时候的捕鱼效益已经下降，这样的行为甚至可能还加速了衰亡的到来。
整 理 王 涛
文字转自《潮起北岸丨宁波文创港历史遗存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