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起北岸丨宁波文创港历史遗存口述史——宁渔第四期

发布时间:2020-09-22 15:18浏览次数:

为海洋捕捞事业奉献了一生

口述人:杨承烈

1940 年生,1963 年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从基层船员起步。1973 年,已在业内小有名气的杨承烈被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负责生产技术攻关和生产调度工作,率队攻克了灯光围网捕鱼技术的系列难点。1980 年,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生产指挥室副主任。1985 年,任宁波海洋渔业公司第一副总经理。1994 年,兼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总经理。1998年,正式退休。

从基层一线起步,再到业内小有名气,一转战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便临危受命,攻克为国争光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从一线捕鱼到技术改进,从生产调度到产品加工,从近海捕捞到驰骋远洋 …… 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海洋捕捞事业。回忆过往峥嵘岁月,我对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文创港再出发,我相信必定大有可为。

舟山十年

我最早是在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工作的。1962 年,国家水产部在舟山建立舟山海洋渔业公司,这是一个部属企业。1963 年,我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当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这里,也算是舟山海洋渔业公司里开天辟地的建设者。在那个热火朝天干革命的年代,即便是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也必须到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历练自己,踏踏实实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才会有人信服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分配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后,又直接被分配到了渔船上,当一名最普通的船员。因为自己吃苦耐劳,所有普通船员能干的苦活累活我都不挑,再加上相对的文化优势,能够把自己所干和所学结合起来,不断进行改进总结,经过几年的磨炼,我慢慢脱颖而出。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五年,我都是在船上度过的。这五年的工作经历,也成了我日后宝贵的工作经历。因为最开始是从船上成长起来的,我对基层一线一直很有感情,即便后来当了领导,我也一直和一线的船长、船员们相处得很好。另外,我在这五年里,对基层一线的生产作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给我日后从事生产技术研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舟山,我一共工作了十年。前五年在船上,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后五年我上岸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调度和捕鱼技术、设备的改进工作:对网具的改进,哪里有鱼群、是什么品种、怎么洄游、用什么捕捞技术更好,每次渔船出海都要带什么物资,都是我要研究的内容。

临危受命

1973 年,我被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在来宁波工作之前,我在业内已经算是小有名气。当时业内的全国性学习会议,我是经常去学习交流的。当时宁渔的渔捞科副科长是我同学,宁渔的领导层在听说有我这个人才后,觉得比较需要。经过我同学的介绍,就把我商调过来了。

来到宁渔后,公司也非常重视我。我来公司后,第一个负责的重点任务就是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同时还兼顾部分生产调度工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临危受命,接了这一件重任。我来到宁渔的时候,恰逢中日海洋渔业谈判。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海域都有渔业争端,当年日本的捕鱼设备和技术更加先进,时常会有日本渔船大批量进入中国沿海渔场,掠夺中国的海洋水产资源。为和平解决海洋渔业争端,中日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以调解两国的渔业纠纷。

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成熟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在谈判的时候,日本方面就提出,将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宁渔作为当时国内的大型渔业公司之一,顶着压力开始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灯光围网捕鱼都是成组的,每个船组一般需配备 2~3 艘灯船、1 艘放网船和 1艘运输船,其中放网船是核心,也是建造难度最大的一艘船。灯船白天侦察、跟踪鱼群,供放网船瞄准捕捞;夜间根据渔场的风、潮流和鱼群密集程度,确定光诱队形和诱集方式(锚泊或漂流)。当鱼群诱集到适当程度时,各灯船以慢速将鱼群引至主灯船周围后熄灯离开。放网船即选定位置,以主灯船为目标放网包围,收拢底环后主灯船即驶出网圈,由放网船起网捞鱼。

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边在宁波渔轮厂,采用最新开发的技术,制造全新的灯光围网渔船;一边利用原来的渔船,进行专门化的改造,扩充我们的灯光围网船队。两边加起来,我们一共建造了五组灯光围网渔船。这五组渔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争气船”。渔船建好后,在中日海洋渔业谈判中,日本方面再也没办法把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为中国方面争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一网鱼装了二十几船

新的灯光围网船的投用,极大地提升了捕捞效率。就简单的船队自持力来说,以前的拖网船每次出海半个月就要回港补给,灯光围网渔船一次出海能坚持一个来月,捕鱼时间直接翻倍了。更夸张的是在单次捕捞量方面。新的灯光围网船投用后,有一次我随船出海,去基层调研渔船的实际使用效果,以方便再次改造提升。这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是早春二月的一个凌晨,海面的寒风凌厉刺骨,冰冷的海水冻得人手脚麻木,但是船上的船员都很兴奋。当时正好赶上了一拨大黄鱼汛,在围网船 队的精心配合下,整个鱼群都被围进了大网里。网船起网的时候,网眼里都塞满了大黄鱼,人跳到网里面都沉不下去,到最后渔网都被撑破了。

这一网鱼,最后装满了二十多艘前来运鱼的运输船,从下网到把鱼全部捞上来,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这样的大丰收,在之前是没有遇到过的,海上的船员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当时大家并不知道的是,这基本上算是大黄鱼最后的辉煌了。虽然后续还有过几次大黄鱼大丰收,但到八九十年代后,大规模的大黄鱼汛基本在东海绝迹了。到现在,大家能吃到的都是养殖大黄鱼了。

生产指挥调度

1980 年,我从围网组的组长升任生产指挥室副主任。当时的生产指挥室,是我们整个公司的生产指挥中心。整个船队的生产和保障工作,以及渔获的再加工任务,相应的指令都是由指挥中心发送出去的。

负责生产调度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调度会议,直接关系到生产的各类分厂和配套车间,包括船厂、船修车间、船队、网厂、鱼品厂、冷冻厂、鱼粉厂等十来个部门,都要派人参加会议,所研究的各类问题,都要我去综合协调,保证没有部门拖后腿。当时为了准确掌握生产一线情况,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公司内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巡查一遍。

公司的核心是船队,船队里面的各种渔船,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都是有保养维修周期的,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当时基本上是三年一次小修,五年一次中修,十来年一次大修。因为码头资源有限,怎么安排好每一条渔船的维修保养期,确保渔船靠港时间最少,在海上捕鱼时间更长,是最基础的工作。

船修好之后,就要安排船期出海去。出海前,根据相应的任务属性,首先要装好渔网,十来吨的一张网,装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除此之外,还要配齐冰块、油料、维修零配件、淡水、生活用品等各种物资。物资装运好,船员到位后,渔船就可以出海了。这中间,需要协调到的内部部门就有十来个。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一般船舱装满渔获,或者船上物资快耗负责生产调度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调度会议,直接关系到生产的各类分厂和配套车间,包括船厂、船修车间、船队、网厂、鱼品厂、冷冻厂、鱼粉厂等十来个部门,都要派人参加会议,所研究的各类问题,都要我去综合协调,保证没有部门拖后腿。当时为了准确掌握生产一线情况,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公司内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巡查一遍。

公司的核心是船队,船队里面的各种渔船,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都是有保养维修周期的,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当时基本上是三年一次小修,五年一次中修,十来年一次大修。因为码头资源有限,怎么安排好每一条渔船的维修保养期,确保渔船靠港时间最少,在海上捕鱼时间更长,是最基础的工作。

船修好之后,就要安排船期出海去。出海前,根据相应的任务属性,首先要装好渔网,十来吨的一张网,装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除此之外,还要配齐冰块、油料、维修零配件、淡水、生活用品等各种物资。物资装运好,船员到位后,渔船就可以出海了。这中间,需要协调到的内部部门就有十来个。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一般船舱装满渔获,或者船上物资快耗尽时,渔船就要返港了。回港后,首先要把船上的渔获卸载下来。卸载渔获的同时,立马要安排渔船的航次修理工作,以及各类物资的补给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要求是,在 48 小时内,返港的渔船就要再次出海。在当时,渔船返港后的码头,各路人马齐聚,整个码头一片热火朝天。

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渔获,要立马安排送到理鱼车间。车间的理鱼工人要按照鱼的种类、大小、品相进行分拣。分拣好的鱼是一盘一盘装好的,品相好的直接送进冷冻库,以冷冻鱼的形式,根据水产部的调拨指令,输送到全国各地市场。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橡皮鱼,一般是单独分开,作为加工鱼片的原料单独售卖,或者交由公司专门生产鱼片的车间进行再加工。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渔获在全国都是硬通货。所以在生产物资保障方面,我们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在燃油、钢材、水泥、木头、煤炭等大宗生产物资上,当

时宁渔能够从中央争取到的量,比整个宁波市的调拨量还要多。公司当时还有一艘油轮,专门负责到大连去运输船用柴油。

也是因为各种资源丰富,1974 年开始,公司在清水浦新建了一个生产基地。但因为距离遥远,再加上各类配套比不过孔浦这边,员工都不愿意搬迁过去。再加上各种变故,基地建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远洋捕捞

到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着近海的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的持续增长,东海渔业资源日益萎缩,近海捕捞长期处于一种“僧多粥少”的局面,发展远洋捕捞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90 年代,国家开始支持远洋捕捞事业。1994 年,宁波远洋渔业公司成立,与宁渔共用一套班子,设两块牌子。我当时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老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牌子,还是我亲自去北京,从农业部背回来的。其实从 80 年代开始,宁渔就开始探索远洋捕捞事业了。1987 年,公司派出一艘渔船赴伊朗海域合作捕鱼。当地丰富的渔业资源,让初到这个海域的船员乐开了花。然而,因为宗教原因和饮食习惯问题,当地人并不食用带鱼、鳗鱼等无鳞鱼种。不少鱼即便是捕捞上来了,也无法在本地市场进行售卖。

在伊朗海域进行尝试后,公司又先后派出渔船,去索马里、西澳大利亚等海域进行远洋捕捞。但远洋捕捞天然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当时我们的渔船设备,在近海捕捞是没问题的,但要跨洋捕捞,整体水平还是跟不上。1994 年,我们成立宁波远洋渔业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伴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公司的效益也开始慢慢下降。即便成立了新的远洋渔业公司,也无法快速建立起一支规模化、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船队。直到 1998 年我正式退休,公司也没能像发展近海捕鱼事业一样,把远洋捕捞的规模发展壮大。

整理 王 涛




信息来源: 《潮起北岸丨宁波文创港历史遗存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