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斯桂的传奇人生

马径印象

位于马径村的张氏房

“宝顺号“轮船

《广平府志》中关于张斯桂的记载

　“中国之舟，自宁波宝顺轮始也。”

　　宁波江北人张斯桂在历史长河中，乘着“宝顺号”缓缓前进。他是近代最早走向世界的宁波人之一，被载入了近代中国外交史，书写了一段传奇人生。

　　1855年，“宝顺号”轮船由宁波北号商人购得，起锚驶进宁波港，成为了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这艘远超水师战力的“宝顺号”在服役的30年中，护航粮运、肃清海盗，在中法战争中抵挡外敌侵袭，为清王朝守护着海上生命线。

　　曾有学者高度评价“宝顺号”——这是今天宁波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历史基础，是宁波走向现代世界的立足点。

　　当时，说服甬商购买“宝顺号”，并因“工于制造洋器之法”而被聘为船长，亲自带队歼击海匪的，正是清朝外交官张斯桂。

　　颇知西学　经世之才

　　“童姚马径张，银子好打墙”。这是在江北流传的一句老话，说到了早年慈东的姚氏家族、童氏家族与马径村的张氏家族。

　　作为早期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张氏家族位于庄桥街道马径村，是宁波历史上比较悠久且传承至今的大家族。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公历1817年1月31日）出生于宁波马径村，是家中的长子。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

　　1844年，宁波开埠后首当其冲，成为了西学东渐的第一站。

　　在那个风云变化的时代，西方文化不断传入浙东地区，张斯桂敏锐地感觉到当时中国军政改革的迫切性，对西方文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他向西方学制枪炮水雷、学水陆运输、学测量之术，主动学习大量现代技术。

　　在陈培源所撰的《张鲁生太守传》中写道：张斯桂“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然非其所好也，读书之余，留心时务。当西人启衅，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识者已知其可施诸实用矣。”

　　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张斯桂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

　　由于张斯桂对西方文化颇有了解，因此在宁波商人购得宝顺轮，并向官员申请到了执照后，他被聘为船长。这样，张斯桂成了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的船长。

　　董沛在《宝顺轮船始末》中写道，从1855年6月起，张斯桂率船出洋，在浙江、江苏和山东洋面屡屡打败海盗，战绩卓越，使宁波外洋海面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和平景象，“宝顺船之名，震于海外。”

　　1862年，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校长）、“中国通”丁韪良在上海开始翻译国际法律著作《万国公法》，这是第一本译成中文的西方国际法学著作，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的法律通道。张斯桂自告奋勇为这本书写了一篇序文。

　　在这篇作于1863年的序文中，张斯桂一再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的振兴。张斯桂所写的序“展示了中国人在那个时代非常少见的对国际关系的理解能力”，他用西方国际法的普遍话语来看待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一视域打开了中国走向近代世界、开展洋务运动的战略眼光。

　　在丁韪良眼中，张斯桂是“通儒型的人物，有经世之才，也颇知西学”，是“中国文人阶层中最优秀的一类典型”。丁韪良赞道：“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我的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

　　遍访台湾　出使东瀛

　　张斯桂在“宝顺号”上的突出成绩，引起了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的注意，他们先后聘请张斯桂作为他们的幕僚。

　　曾国藩日记中写道：张斯桂“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为此委派他去九江检查火药局、军械所等运营情况，还让他训练洋枪炮队。

　　1867年，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作为曾国藩的得力干将，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1871年冬天，张斯桂被沈葆桢聘为幕僚，参与洋务运动，“先委阅海图局，继则仿造水雷、电信”，并在福州船政局的建立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874年，日本以台湾高山族人民误杀琉球船民为借口，侵略台湾。清政府派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赴台处理此事，张斯桂也随之同行。为查证事实，张斯桂等人“乘轮船由安平冒风涛出海”，前去与日本将领交涉；不久后，他又“乘船往勘花莲港倭人遭风破船处”。

　　正是凭借在福建及台湾的出色表现，张斯桂获得了沈葆桢赏识。1875年，奉沈葆桢之命及其大力推荐，张斯桂带着“台湾生番全图”来到北京，开始走上清朝的外交舞台。

　　史书中明确记载：张斯桂“旋在福建船政出力，于光绪元年五月，经沈葆桢奏请，送部引见，并恩予录用。奉旨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又于是年剿服台湾番社案内，经沈葆桢奉保，奉旨以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选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崩溃，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出现。

　　“鲁生习洋语不精，年力渐颓”，尽管李鸿章在是否派遣张斯桂出国这一问题上表示过担忧，但张斯桂最后还是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第一任驻日副使。就这样，张斯桂就成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外交使节之一，成为晚清中国人真正赴日本调查、学习的开始。

　　师夷长技　文化使者

　　1877年至1881年，这5年间，张斯桂一直作为清政府派出的副使生活在日本，与许多已经在日本谋生的宁波人有着亲密交往和接触。后又为许多中国人渡日经商、留学提供了重要帮助，为近代旅日宁波帮的产生和创业作出了贡献。

　　在日本，张斯桂看到了不同于曾国藩湘军的军队组织方式，借鉴这些组织方式，为保留湘军等地方军队集体忠诚于清朝廷找到了合法化的改编途径，为走向近代中国革命创造了军事条件。

　　他也是一位文人，与参赞黄遵宪、杨守敬等人共同研究学问，与日本汉学家往还唱和。他先后为惟田浅常手辑的《皇国名医传》和栗园浅田手辑的《先哲医话》两部日本著名医书写了序，也为高桥二郎译述、冈千仞删定的《法兰西志》作了序。在围绕《日本刀歌》构成的中日文化交流共同话语场上，张斯桂曾与岸田吟香在沪上有过著名对话。

　　他还将自己在日本的见闻结成诗文，著成《使东诗录》。后人肯定了其重要价值，在于它保存了晚清士大夫出洋时内心活动的若干“镜头”。

　　复命时，张斯桂将日本刺槐树树种带至南京试种成功。

　　张斯桂回国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上奏说：“该员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请旨量予录用。”张斯桂最终被任命为广平府知府，但上任未满三年，他便以72岁高龄于1888年去世。

　　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在其诗作《张鲁生小照》中，对张斯桂有着高度评价：“郭钦不可见，魏绛乃多辞；荐食忧鳞介，求才忆虎貔。大风通帝梦，未雨逮天时；磊落如公等，终当侍赤墀。”

　　值得一提的是，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栒，是哥哥一手带出来的外语奇才，多年随兄出入洋务运动诸大臣幕府。1876年起，张斯栒先后随从郭嵩焘、曾纪泽、薛福成等大员出使英、法、美等国，历任随员翻译官、随员参赞官，著有《环瀛日记》，处处闪烁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维新强国”的思想火花。1898年，张斯栒病逝于出使日本任内。

　　【张氏族人的努力】

　　百年传奇　薪火相续

　　百年时光，匆匆流转，而颇具传奇色彩的张氏家族如今依旧为人津津乐道。

　　坐落在庄桥街道的马径村，为北外环贯穿。顺小路穿梭而入，饱含江南韵味又独具特色的晚清古建筑群映入眼帘，沉淀着深厚的人文底蕴。

　　张氏一族的历史，从宗谱记录上看，最早可以追溯至唐代，建筑形制保存现状历明清至民国。马径张氏家族“亦儒亦官、亦农亦商”。除了张斯桂、张斯栒兄弟，马径张氏家族中还有不少传奇人物。

　　1805年，杭城赫赫有名的“张同泰国药号”登上了历史舞台，延续至今，其创办人就是张氏族人。

　　“张同泰”五代传人不仅将药号经营得有声有色，而且热心公益。第二代传人张梅出资修张苍水墓道，修复四明公所；其子张绅伯，出资修化纸闸，保护慈东镇西数十万亩田地的灌溉；第五代传人金石篆刻大家张鲁庵，是西泠印社的早期代表人物，善制印泥“鲁庵印泥”，热天不烂，寒天不硬，永不褪色，号称“千金难求”。他收藏历代名家印章印谱，被誉为“海内第一家”，后全部捐献给国家。

　　此外，还有张鲁庵的家姐，民国女诗人、天台宗高僧张汝钊，被称为民国奇女子，十几岁能作诗，后来被章太炎看中举荐，成为宁波图书馆第一任馆长。之后，她在甬江女中当老师。她和太虚法师颇有渊源，成为著名女僧人——本空法师。其著作《绿天簃诗词集》《般若花》《海鸥集》《烟水集》等，均为后世宝贵的文化财富。

　　“耕读文化”亦成为马径张氏的“家族坐标”：宋、元、明立有私塾，清代始设义塾，民国时期还办起了马径小学，这在当时的宁波可谓凤毛麟角。

　　重修于清光绪二十八年的张氏祠堂坐北朝南，建筑布局规正、传统，做工精细，地方特色鲜明，是江北地区晚清宗祠的典型之一。位于祠堂中心的戏台尤显高大，戏台由高达6米的石柱承托歇山翘角的亭顶，依稀可见当年的场面。

　　祠堂是文化遗产，更是海内外张氏族人的精神家园。当年戏班多从宁波、上海请来，台上旌旗招展、刀枪闪光，武打跟斗轻轻松松。而今，张氏后人出资百万元作为祠堂修复经费。政府也给予了专业指导和资金支持。

　　来自广州的大学退休老师张立法，在2010年偶然机会，得到1926年修编的张氏族谱复印本，燃起了其修编新家谱的斗志。看到张氏后人不少已是耄耋老人，为了不让他们留下遗憾，也为了日后更多年轻后人能够找到“家族的根”，张立法耗费三年编撰了新家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