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先研制我国原子钟的王义遒教授

　　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知道准确的时间，生产、科研、国防上更是如此。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时间准到1分钟也就够了。但在社会生产、科学研究和国防建设等部门，对时间的要求要准到千分之一秒，甚至百万分之一秒。要精确使用和掌握时间必须用到目前世界上最准确的计时工具——原子钟。慈城籍的王义遒教授就是我国早期原子钟研制的主持者之一。
　　王义遒先生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波谱学和时间频标领域知名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王教授出生于1932年9月20日，是慈谿黄山村(今属慈城镇)人，先后在黄山崇本学校、慈谿县立初级中学（现宁波慈湖中学）、宁波中学、效实中学就读。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57年末到苏联留学，头两个多月在莫斯科大学，后因专业关系转学到列宁格勒大学。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获副博士学位。1985—1999年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常务副校长（正校级），1997—2002年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常务副主任。曾任国际无线电科学联合会中国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中关村创新研修学院首任院长，韩国成均馆大学中国研究生院首任院长。他长期担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兼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至今还是中国高教学会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顾问。
　　王教授在北京大学多年从事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研究，曾发现了氟化物晶体中核磁共振化学位移规律及其与溶液中位移值的关系。科学研究发现，原子从一种能量状态到另一种能量状态所发射出的电磁波频率异常稳定，进而设计出时间频率技术的核心装备——原子钟。我们每天从电视或收音机中收到的报时是通过原子钟得到的。王教授曾提及：“在精确打击时代，原子钟的作用和位置不亚于原子弹。在高速信息时代，时间的精密同步和测量起着关键作用。时间信号虽可通过电波传递而利用国外先进的时号，但对中国这样的大国，要维护国家安全与政治独立，我们必须建立自主的时间系统，发展自己的原子钟。” 他与同事们齐心协力，开拓进取，刻苦攻关，在1965年率先研制成功我国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以后，还主持研制成我国第一批批量生产的“光抽运铷原子钟”，在我国几项国防科研试验，以及航天、通信、计量等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93年，因首次获得激光抽运铯束频标的长期稳定度性能与杨东海教授一起获中国物理学会饶毓泰物理奖，次年又因频标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获光华科技奖，对中国波谱学和量子频标领域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他领导的课题组在激光冷却和囚禁原子方面有许多国内领先成果，如首次得到铯原子磁光阱、光学黏团、原子喷泉，稳定实现了铷原子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和原子激射器等。王教授精通俄、英、法等多种语言，至今已发表学术论文近200篇。所著《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浮》是该领域的一本基础性著作。他与王庆吉等人合著的《量子频标原理》被誉为我国时间频率标准领域的首部奠基性著作。他退休之后依然笔耕不辍，近年又出版了译著《原子的辐射与电磁相互作用——原子物理学(上册)》《作为量子建构的原子——原子物理学(下册)》和《原子物理学进展通论》。
　　王教授既是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对我国方兴未艾的时间频率技术发展，特别是我国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及其产业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国家经济社会进步和国防安全做出了贡献。又是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管理专家、教育家。他1954年从北京大学物理系毕业，在北大工作将近六十载。从助教、讲师，到教授、博导，从教研室主任、自然科学处处长，到北大教务长、常务副校长，王教授不仅在自己的学术领域做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还秉承北大严谨治学之学风，以教育创新为己任，在教学改革、培养科技人才、科研组织和高等教育管理工作中业绩突出，是高等教育的思者、智者、领者、行者，为北京大学乃至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规划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如1988年，他在多年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本科教育改革十六字方针——“加强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这一方针长期成为北京大学本科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对全国高等教育改革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他发表的《试论一流大学的建设方略》《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我观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提高教学质量要面向全体学生，为杰出人才成长开辟道路》等文章，在全国高教界引起了很大反响。王教授著有《湖边琐语》《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大学科学教育：改革与发展》《文理基础学科的人才培养》等。2次荣获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工作者。
　　2012年9月20日，北京大学在中关新园举行原子频标与冷原子物理学术报告会暨王义遒先生八十华诞庆祝会。王义遒教授在会上分享了自己八十载春秋中的难忘经历和人生感悟。在谈到当年承担研制任务的经历时，王教授感慨地说，正是抱着完不成任务坐牢也要坚持为国奉献的信念，他才走到今天。他认为：“但是做科学，特别是做基础研究，牺牲的准备还是应该有的。基础研究能取得重大突破的是极少数，大量工作是给科学高峰垫底的，除了在从事科学工作过程中会取得的愉悦以外，很难奢望能得过多的报偿。这就是科学工作所伴随的‘寂寞’。…… 我相信，只有当我们中国科技工作者真正体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时候，中国的科学技术才能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创新型国家’才能真正实现！”他的发言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王恩哥院士（后任北京大学校长，现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雪泥鸿爪集——贺王义遒先生八十华诞》一书序言中写道：“我常想，北大之所以历经百年而愈发长青，根源就在于一代代以天下为己任、以教育为灵魂、以北大为生命的北大人勇往直前、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这些人中，王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