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血铸成的人生——纪念应修人烈士诞辰113周年

　　应修人，原名应麟德，字慎瑞。1900年2月7日出生于慈溪县赭山应家河塘村（现属江北区），早年读了几年私塾和小学，14岁只身到上海福源钱庄当学徒。三年学徒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余看了大量书刊，接触了许多新思想，特别是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的《青春》和《今》两篇文章，使他朦胧意识到改造社会的必要。1917年学徒期满，年轻的应修人目睹中国在军阀统治下的黑暗，又深受资本家盘剥的痛苦，毅然决定弃商务农，以实现自己“实业救国”的理想。1919年，伟大的五四运动席卷全国。5月12日，应修人在福源钱庄发起组织了“提倡国货，不用日货，鼓励储蓄”为宗旨的“救国十人团”，并被推举为书记，亲自起草“议案”，还把钱庄的90余元捐款送到了上海市学生联合会。经过五四运动，应修人意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也意识到发动和组织群众的重要性，遂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应修人。
　　五四运动带来了科学和民主的新声，新诗也从此崛起。给应修人影响最大的是提倡白话诗的写作。早余，他曾利用工作之余自学了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专著，并创作了不少情感真挚的旧体诗。1920年开始，改而热衷于新诗的创作，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新诗作品，成为新诗创作活动中显露头角的优秀诗人之一。1922年1月，应修人开始与诗友汪静之通信，由汪介绍，认识了晨光文学社的冯雪峰、潘漠华。在应修人的建议下，成立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个诗歌团体——湖畔诗社。先后以湖畔诗社名义，出版了诗集和文学月刊。当时许多著名的作家如朱自清、郭沫若、郁达夫、叶圣陶等都称赞《湖畔》颇具特色。被认为是不读新诗的毛泽东同志也曾读过并称赞过《湖畔》的诗。现存有应修人新诗107首，早期作品主要是歌唱欢愉的青春，赞颂大自然，后期作品思想上有了飞跃，即对腐朽反动的旧社会及其统治者展开了猛烈的抨击。
　　应修人还把周围青年同事的书刊集中一起，组织了一个读书团体，并在他的倡议下开办了一个对外开放的“上海通信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在党的关怀和各界支持下业务日益发展。到1928年，已由开始时十来人的小组发展成三、四百人的文化大团体，藏书从三百余册增至二万多册。借书者由上海一隅之地遍达国内二十个省区，更及南洋群岛、日本、美国、法国等海外各地。图书馆内部则成立了“上海通信图书馆共进会”。当时不少知名人士如恽代英、郭沫若、杨贤江、郁达夫、叶圣陶、郑振铎等人都参加了共进会，成员达三、四百人之多。沈雁冰、赵世炎、杨贤江等还应邀到图书馆做报告。通信图书馆成了当时闸北区政治活动中心，也是当时我国进步图书馆中活动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它不仅为宣传新文化思潮、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开展青年读书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而且为党联系群众架起了一座桥梁。有很多会员通过图书馆参加了革命，陈云同志等还成了党内重要领导干部。应修人和图书馆的几个积极分子于1925年7、8月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他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先后担任了银行党支部书记、上海通信图书馆第一任党团支部书记。1926年底，他受党派遣，去广州黄埔军校工作。在黄埔军校有不少像应修人那样的秘密党员，他们每逢星期日，总是一起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听恽代英、萧楚女、陈延年等同志的政治报告。党组织还派应修人和鲁宿荷两人到广州中山大学邀请鲁迅先生去军校演讲，鲁迅先生欣然答应。演讲的题目是《革命时代的文学》。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进行了反革命政变，接着广州也发生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为了保存力量，黄埔军校党组织决定校内的共产党员分批撤离。应修人根据党的安排，离开黄埔军校潜回上海，旋于五月间到了武汉，在苏兆征同志担任部长的劳工部工作，积极参加维护工人利益的斗争。7月，为了培养骨干，积蓄革命力量，党组织派遣一部分人去苏联学习，应修人也是其中之一。11月，他瞒着家人，搭上“列宁号”轮船离开上海。同船去苏联的共有六、七百人。在此，应修人认识了同行的曾岚同志，两人于1928年在莫斯科结婚。
　　在莫斯科，应修人被安排在中山大学第四班学习。与他同班的有陈伯达、陈昌浩、章汉夫、帅孟奇、沙可夫等。我市的早期党员、巾帼须眉陈修良也在这一班。应修人学习非常认真，特别是俄文，进校学习几个月，便能用俄文给班里的同学写信。当时校内少数人闹宗派，应修人洞察到宗派主义对革命的危害，起草了一封信给校党委，表示要坚决同宗派主义作斗争，足见他有高度的革命原则性。1930年初，学校安排学生参加生产实习。实习的项目有五金、印刷、织布、纺织等，应修人学的是印刷。他很快便学会了排字，而且排得又快又准，这为他后来在中共中央军委油印科工作打下了基础，8月份，应修人结束了在苏联的学习生活回到上海。
　　在上海，组织上安排应修人和曾岚在周恩来领导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油印科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及时油印、密写上海临时中央的文件，将文件藏在肥皂、雪花膏等日用品中或密写在白被单上，然后交给湘赣、鄂豫皖等苏区来的同志带回。工作了三、四个月后，应修人被调到临时中央组织部。1931年夏，又调到临时中央任会计。他以他叔叔开的古董店做管账先生为掩护开展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当时化名伍豪）经常到他的住处去工作，有时一去就是一整天，甚至通宵达旦。陈云同志也常去他的住处以“谈生意做买卖”为掩护搞中央的财经工作。在这段时间，他每周都要到瞿秋白那里去两次，同他一起研究拉丁化新文字。
　　1931年1月份，为了加强抗日宣传工作，党组织调应修人到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任秘书，以后又调任宣传部部长。4月，应修人编辑出版了《大中报》。在编排国内外新闻时巧妙地将苏区反“围剿”的胜利消息和白区工人斗争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情况夹杂其中，很受市民欢迎。
　　这期间，应修人在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上用丁九的笔名发表了多篇政治文章。他以敏锐的眼光、犀利的笔锋，及时、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假抗日、真反共，残暴镇压革命群众的反动本质；同时，也热情歌颂了江西中共苏维埃政府军民团结战斗的革命精神。并对工农新政权寄予无限希望。
　　1933年1月初，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被迫由上海迁入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这时国民党加剧了对共产党的疯狂进攻。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党的同志被捕、党的机关被破坏的消息。革命队伍中一些不坚定分子也出现了投敌、变节现象。在白色恐怖下，应修人不止一次地变换住所，坚持出版报刊，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及时报道革命消息，还经常深入工厂，发动工人群众起来斗争。当年5月14日，应修人区虹口昆山花园丁玲寓所联系工作。这时丁玲、潘梓年已因叛徒出卖被捕，国民党特务在丁玲寓所设了埋伏。应修人推门进去，发觉形势不对，立刻想退出门外，但已被守在楼梯口的特务发觉，他便徒手与特务们展开激烈搏斗，后不幸坠楼牺牲。
　　应修人牺牲的消息传出后，激起了各界人士的极大愤怒，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上海文化界、北平文化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纷纷提出抗议，发表宣言，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杀害革命作家的罪行，博得了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同情。
　　应修人的遗体是由慈善团体“普善山庄”收埋的。当时敌人把应修人的遗容拍了照，注明是“共匪”江苏省委委员丁九，并将其身上搜获得传单稿等一并交给国民党法院，法院如获至宝，归入档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张亲笔传单稿和应修人同志的遗像已由人民法院移交给上海工人文化宫，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史料之一。在他的家乡，当地人民为了纪念他，将其生前就读过的小学改名为“修人学校”，并专门设立了“应修人烈士纪念室”。当地政府还在风景如画的慈湖湖畔修建了烈士陵墓。
　　应修人同志牺牲的时候还只有33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却是不平凡的。他被“五四”的号角唤醒后，默默地奋力前行，从一名钱庄学徒，成为一个热情的诗人，继而又投入无产阶级斗争的行列，最后用生命为共产主义理想写下了壮烈的史诗，在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应修人同志的一生，正如楼适夷同志所赞颂的：“他默默地用自己的血完成了战士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