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润卿：铁肩担道义

　　秦润卿祖籍江北慈城。

　　秦润卿先生的一生是励志报国、奋斗不息的一生，是业绩累累、不平凡的一生，是一位值得世人敬重仰慕、纪念学习的历史人物。

　　秦润卿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是遐尔闻名了，他较长时期在上海金融界执牛耳。你若说他是个大老板吧！他却在任何钱庄、银行都没有一星半点资本股份；你若说他没有钱财吧，而他对社会公益事业，一向有求必应，千方百计慷慨解囊；只要是有利于国家人民的事，他都在所不辞。到最后，他又没有什么私家财产留给子孙后代。他之所以能成为上海钱业界的领袖，也绝不是依靠什么背景权势，而完全是凭着自己高尚的道德和人格魅力。

　　梅花香自苦寒来

　　 秦润卿出身于宁波慈城的一个贫寒家庭。他刚出生时，正逢其父秦九龄失业，举家五口、岁无所入，坐吃山空，达六年之久，家里东西典当、变卖殆尽，多亏其母颜氏贤淑善良，一向勤俭持家，除了养育二女一子，操持家务外，还帮人缝缝补补，靠针黹零杂生活所得一点收入敷衍日用，但还是常有揭不开锅的日子，其姐十六岁就出嫁了。由于家境穷困，常受他人凌辱，却激起了他立志图强，奋发有为，要出人头地。

　　 慈城，原是慈溪县城，素称文献之乡，自古就崇孔儒，重教育，秦家虽穷，还是送子女读书的。秦润卿从8岁起至15岁冬天为止，在私塾就读8年，由于勤奋好学，学业成绩，每冠济辈，因而打下了较扎实的文化根底。

　　 1891年，年才15岁的秦润卿得其表叔林绍斋介绍，只身离家赴上海协源钱庄学做生意。当学徒开始，干的都是打扫店铺、刷洗碗盆、收拾饭具、擦净灯罩等粗活杂活，而他对这些辛苦差使却能乐此不疲。

　　 秦润卿17岁那年，父亲病逝，一家生活担子都落在他的身上。他自感不能与富家子弟相比，必须艰苦俭朴，奋发进取才行。平时每天早晨，他总是第一个起床，晚间从不外出游荡，见缝插针，抓紧时间学习，晨则习字，晚则学算，从不怠忽。在学徒的前两年内未曾回乡，待人接物敦厚谦恭，自然博得众人称赞，也引起东家和经理的赏识，并加以培植，相继在协源钱庄担任帐房、信房（文书）。

　　 1897年，他时21岁，终于脱颖而出，升任钱庄跑街（信贷）兼信房。由于秦润卿洁身自好，不沾烟酒，从不向人索取不义之财，他所经手贷款支持的企业，没有一家出现过“倒帐”、“滥帐”的，深得同行赞誉。

　　 1909年，秦润卿升任豫源钱庄经理，后改名福源钱庄，出任总经理，还兼任福康和顺康钱庄监理。在此期间，他业绩卓著，以“稳健、能干”闻名于上海钱业界。1919年，秦润卿开始涉足银行业，先后负责经营上海豫源储蓄银行和棉业银行，但时间不长。1929年，秦润卿应邀出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他在银行业务上注重开拓创新，银行成立不久，即发行纸币。由于发行货币的准备充分，信用良好，即使尔后抗日战火纷飞、社会动荡，该行的纸币依然在各地兑现。1933年，他主持建造的高达8层的中国垦业银行大厦在上海北京路落成，曾轰动一时。

　　 秦润卿自1916年起，担任上海钱业公会副会长，1920年被选为上海钱业公会会长，此后，连任七届会长（有时称总董或主席），长达15年之久。此外，曾兼任上海总商会副会长、中央银行监事、交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四明银行常务董事、嘉丰纺织厂和大有余榨油厂董事长等职。1947年，当选为全国钱商同业公会联合会理事长。1952年，出任上海市公私合营银行副董事长。1953年，为上海市政协委员。

　　 秦润卿作为上海银钱业领袖长达约半个世纪之久，是一位对近代上海乃至全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的人物。

　　领军钱业创辉煌

　　 秦润卿在担任钱业公会会长的15年期间，积极改革钱业旧规，促进同业发展。他改革传统的钱庄帐务制度，提出全部采用新式复式会计，并借鉴新式银行之优点，大力开展非信贷金融服务，如设立保管库、代客户管理房地产业等，使之顺应时代潮流，也增加了钱庄营业收入。他注重树立钱庄形象，1933年在上海宁波路建造了高4层的福源钱庄营业大楼，使该钱庄当年的存款激增，跃居同业之首。

　　 他亲自领导制定《钱业公会章程》和上海钱业历史上第一个《钱业营业章程》。这些章程规范了钱业经营行为，矫正钱庄间不正当竞争，增强了钱庄界的协调和合作，一定程度上发挥了行业自律作用。

　　 在秦润卿积极倡导下，创办了《钱业月报》。1921年他在创刊号上撰写《发刊缘起》一文，借此刊物宣传钱业公会的主张，扩大公会影响，推动钱业改革。1938年因抗战战乱停刊，1947年复刊，至1949年共出版20卷，是民国时期一份在全国有过广泛影响的经济刊物。

　　 秦润卿为了整合钱业市场，合并了上海钱业南北市场，他十分重视同业之间的团结，将景观优美的豫园中“内园”作为上海钱业公所，并在此举行年会。此外，为了应对金融风险，谋同业之发展，秦润卿一手建立了现金公库与联合准备库等，使上海整个银钱业的业务纳入正轨。

　　 在上海的几次金融风潮面前，秦润卿又力挽狂澜，化险为夷，渡过危机。

　　 秦润卿一向致力于振兴民族经济，他竭力主张不依赖洋人的“外滩银行”，他曾在钱业公会的一次讲话中说：“外商银行犹如笑面虎，一旦入其彀中就难脱身，切勿因贪而被洋人笼入股掌之中”。凡由他自己主持的钱庄，从未向外商银行借款和存款。相反，秦润卿对民族工业却给以大力支持。福源钱庄以棉纺业为放款重点，如 1933年，对鸿章纱厂放款高达237万余两。其他获得秦润卿领导的银钱业支持的民族企业有：华成烟厂、五和织造厂、江南造纸厂、大中华橡胶厂等几十家。这对当时资金困难的民族企业无疑是雪中送炭。

　　 与此同时，他还亲自投入历次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一位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爱国商人。他曾在一次演讲中提出：“商人亦可以救国”。他身体力行，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参加当时轰轰烈烈的抵制日货运动，支持钱业界于6月4日起罢市一周。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秦润卿率领各钱庄，于6 月3日停业，以示抗议。他还以金融界代表的身份参加上海总商会组织的“上海五卅事件委员会”，与虞洽卿、宋汉章等向上海工部局提出惩处巡察、赔偿损失的要求。“五卅”惨案以后，秦润卿又参与争取上海租界华董名额的斗争，1927年7月，公共租界工部局答应推选华董3人，秦润卿为华董之一。

　　蓄须以明抗日志

　　 秦润卿在对抗日斗争的态度上，始终是坚定不移的。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秦润卿立即投入抗日斗争，断然与日本厂商绝交，那些经销日货的工商行亦被摒弃。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他组织钱业界捐募衣物钱币，支持十九路军抗战。1937年7月7日，日寇入侵华北，全面抗战爆发，秦润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和难民救助活动。上海市各界抗战后援会设立救国捐筹委员会，他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

　　 1937年，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时，年届6旬的秦润卿虽已辞去上海钱业公会会长，他的寓所也已由原来塘沽路怀安巷，迁至海宁路咸宁里。可他还是在钱业界以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积极支援了困守在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那时，大家都把这位在“八·一三”抗战中顽强不屈、浴血奋战的谢晋元和他率领的八百壮士看成是真正的抗日英雄，以致后来为了纪念他，特将闸北地区一所中学命名为“晋元中学”。

　　 秦润卿为了抗日，不但仍以自己掌管的钱庄在经济上同日本侵略者断绝往来，进行抵制，而且在政治上也同敌人展开了尖锐的斗争。特别在上海沦陷期间，秦润卿滞留海上，目睹日寇肆虐，义愤填膺，乃留须谢客，以年迈体弱为由，辞去所有职务，摒去一切社会事务，坚持不“出山”，誓不与日伪政府合作，其民族气节昭然于世。

　　 1939年10月，上海沦为孤岛。1940年3月，汪伪政权“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上海成为汪伪政权的一个特别市，傅筱庵经日军邀请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傅曾以宁波同乡关系邀请秦润卿出任市府参议，秦坚决不受。次年10月，傅筱庵组织“国庆大典”，邀秦出席，秦又借故避席。后伪市长陈公博派闻兰亭、袁履登多次邀秦润卿主持银钱界，并委以伪职，秦均以年迈为由，隐退寓次，蓄须明志。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租界。次年初，传出消息：“日伪将胁迫秦润卿、冯炳南及袁履登等人筹组维持会和伪上海市商会。”秦闻讯后，即同冯炳南匿居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静安寺附近两座由客户抵押给福源钱庄的空屋内。秦仅带一仆人，平时极少和外间往来，仅有少数亲信知其住所，稍通消息，使敌伪方面无法挟持他出任伪职。可见，在民族大义面前，秦润卿的立场和态度非常鲜明。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在沦陷区饱受敌伪统治之苦的秦润卿，也与全国人民一样为抗日胜利而欢欣鼓舞。上海市政府成立参议会，秦润卿被列为常委。

　　透支恤金修校舍

　　 秦润卿一生自奉节俭，由于深感出身贫寒和自幼失学之苦，对办教育和社会慈善事业特别热心、慷慨。

　　 1915年，秦润卿欲为家乡贫苦子弟造福，与旅沪同乡李寿山等集资在慈溪县城内创办普迪小学。他取此校名，乃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还亲立“勤、俭、公、忠”四字为校训。该校专供贫苦儿童入学，学杂费全免，赠送笔墨文具，教师待遇从丰。不久，学校名声四起。十年后学生激增，校舍不敷，又在县考棚（校士馆）旧址外另建普迪二校，两校学生总共近一千人。他聘请鄞县名秀才谢缄三任校长，教师中多饱学之士，有柔石、巴人等。此外，还设立“抹云教育基金委员会”，对品学兼优者提供奖学金，资助其上中学和大学。对不升学者，有的介绍到上海工商企业单位谋职。普迪小学校舍在日寇侵占慈城期间连遭炮火毁损。抗战胜利后，时任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秦润卿，向董事会提出为修复普迪校舍，请求预支他的养老金、抚恤金以敷急用。银行董事会通过了决议，答应提前支付他的养老、抚恤款2万元，使普迪学生得以早日返校上课。秦润卿长期筹资兴办普迪小学，直至1952年由人民政府接办，前后近半个世纪，为家乡和国家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今天，我们完全可以把秦润卿在近百年前办普迪小学，看成是最早创办的一项“希望工程”。

　　 同时，秦润卿还为创办慈湖中学捐银2000两，慈中校舍在抗日时期，全部被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秦润卿在上海邀集旅沪同乡名流，多次为重建校舍募捐集资，使慈中能按原样重建教学楼。

　　 除了在家乡捐资办学外，秦润卿为培养钱业界子弟，于1923年在上海钱业公所内创办了修能学社，先后聘名流学者冯君木、陈布雷为社长，钱太希、冯定、沙孟海、王个簃、杨历樵等为教员。不久，又扩建为上海钱业中小学，秦润卿担任校董会董事长，一切办学兴革措施都亲自过问。1956年，该校改名为新中中学。

　　 1938年，宁波效实中学被日寇炸毁，部分师生到上海避难，他与旅沪同乡出资开办效实上海分校，后改名为储能中学，主校和任教的多是进步文化人士，如冯宾符、段力佩、王元化、周建人、楼适夷等。一度被人称之为上海学校中的“红色堡垒”。

　　 秦润卿作为宁波效实中学的校董，在经费上时有捐助。1948年，陈布雷去世后，由他出任由校董会主席，少不了许多费神劳心的事情。

　　 他在上海还担任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等校的校董，以及万叶书店和新闻报馆的董事。

　　 秦润卿一生无其他嗜好，但嗜书成癖。他将在慈城的一座楼房私宅捐献作公，辟为“抹云楼国书馆”，出资陆续购置中外书籍，并将全部藏书4万余册向社会开放。1952年，他将抹云楼图书馆全部书籍图册、碑帖字画、捐赠给浙江省图书馆。

　　 秦润卿一生乐善好施，热心公益，是有名的“邑中善人”。辛亥革命前，慈城瘟疫流行，民众死者无数，1910年，他与旅沪同乡任士刚等组成董事会，筹款创办保黎医院，以“保我黎民”为己任。他还热心关注慈城的一个慈善单位云华堂，1919年，云华堂设立董事会，秦润卿与一批旅沪商人成为云华堂的董事后，他又力促改革成为教育孤儿为主，并于1922年设立云华孤儿院，他还先后长期担任宁波佛教孤儿院、四明孤儿院、鄞奉公益医院、宁波七邑教养所等慈善机构的董事。一旦家乡举办善事或遭遇天灾人祸，他总是竭其所能，全力以赴。他在上海担任四明公所和四明医院董事，并被推为宁波旅沪同乡会永久会董，长期致力于旅沪同乡的慈善和公益事业，他的慈善还关心到全国各地，如1920年山东、河南等省发生水旱灾情，秦润卿与银行公会会长宋汉章等决定先行筹划50万元，用于赈济灾民。此类善举在《申报》和《时事公报》上多有报道。

　　 1966年7月，秦润卿因病逝世，享年90岁，这位曾叱咤风云的中国金融巨子，在“文革动乱”之初，安祥地走完了人生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