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昌法:从小裁缝到服装专家

发布时间:2010-01-20 14:02浏览次数:

  读过《巧裁缝》等书的人都知道服装专家包昌法,但知道他是我们宁波甬江街道湾头人的读者可能不多。湾头地处宁波西北的姚江南岸。发源于四明山的姚江,经青林渡、李契渡、觉渡的“几”字形大湾而奔流东入甬江。湾头就是因江水迂回曲折而得名。
  1932年的农历辛未年腊月,湾头乡包家漕的包家喜添男丁。包家人将这个小男孩取名为昌法。湾头人勤奋有闯劲,包昌法的父亲早在娶媳妇前已离开家乡去外面做生意了。小昌法长到学龄时,父亲便把他带到了中国近代纺织发源地的上海滩接受教育。昌法高小毕业后,可能受“早学生意早得力”的传统观念影响,包父让儿子到上海祥生雨衣厂当艺徒。想不到,这一学竟让包昌法与服装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旧时的裁缝为手工活,裁缝师傅大多没文化,带徒传艺不是面授就是口传。包昌法学艺的雨衣厂虽说已是工厂化生产了,一个师傅带十多个徒弟,但与作坊式带徒传艺没有根本差别,仍是师傅教什么,徒弟做什么,“依样画葫芦”。喜欢服装裁剪,又有文化的包昌法似乎不拘泥于“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简单摹仿,于是他白天工作,晚上补习文化。边工作边学习的优势就是能活学活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的服装工业面临从手工到机械化过渡,一些服装企业推广使用缝纫机,而包昌法正好业余学过缝纫裁剪,他利用晚上时间,编写《缝纫机学习讲话》书稿,并由上海正文书店出版。这是我国介绍缝纫机性能和使用的早期专著,这也开了他著书立说的先河。
  那时,生活不那么富裕,家家户户又是多子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是当时的着衣观念。既有服装生产经验,又有理论研究水平的包昌法为此先后撰写《巧裁缝》、《怎样学习缝纫》等书,出版后很受欢迎。1959年,上海科教电影厂根据他的《巧裁缝》拍摄了科教片。这可能也是我国裁缝写裁缝事迹的第一部科教电影。包昌法也因影片的放映而名声大振。不久,他从基层的企业被调往上海服装研究所专门从事服装理论研究。
  正当年轻的包昌法在中国的服装研究舞台驰骋时,厄运找上了他,戴了右派帽子的包昌法被下放到上海第一衬衫厂缝纫车间生产第一线劳动。虽然离开了服装研究所,但他的服装理论研究没有停止。当他从事打样时,就将初中数学课中的几何学运用在服装结构制图上,并总结出“先横,后直,定点划弧”的打样要领。之后根据工作实践,他又提出了“时装设计三个分工”、“要重视服装结构设计”等理论观点。服装行业虽有“三分裁,七分缝”的说法,但服装尤其是时装的式样美观、穿着合身则重在于结构设计。
  人啊,往往是“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关于这一点,年逾七旬的包昌法回忆起近五十年前的遭遇,十分感慨:“我被打成右派被下放到基层是不幸的,然而一年又一年的基层生产实践却使我积累了无数服装制作的经验。”正是二十年的积累使包昌法成为既有制作技术又有文化知识,既有服装工艺经验又有理论研究,既有表达能力又有操作经验的高级工程师。这也为他提升服装研究的水平,尤其为他编纂服装高等院校的教学课本奠定了扎实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服装工业迎来百花齐放的春天,包昌法也迎来他事业的春天。
  “一针不来,一针不去。”这句俗语说的是做裁缝的艰辛,其实写作何尝不是一字不写一字不来呢?更何况包昌法写作的年代没有电脑,没有复印机,这写作的艰辛怕是只有伴随着他的台灯知道了。当年上海的居住条件差,包昌法一家三代七口蜗居在一底一阁楼才20平方米的民居内,不说似七十二家房客的嘈杂,单说一家人居住的拥挤也够让他受的了,尤其是汗水淋漓的夏天,一夜写下来,不知要流多少汗水。而包昌法在如此的环境中撰写了《服装量裁缝烫技艺图解手册》、《服装学概论》等三十多部多达数百万字的专著。书中的插图几乎也是他一手绘制,包昌法说这得益于读小学时学的美术课,他从小对绘画就很有兴趣。
  据宁波服装博物馆中国服装史研究员陈万丰介绍:“包昌法的服装理论专著出版于我国服装学从师傅面授到课堂教育的过渡时期,好多著作对我国服装工业发展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包昌法的研究成果屡屡得奖,有的还成了我国纺织服装学院教育教材。其中《论服装时代感共性与民族化个性结合》一文获首次全国服装基础理论研讨会论文二等奖、《论中西服装比较》一书获全国服饰博览会学术研讨论文三等奖、《裁剪缝纫200问》一书获东北三省图书奖二等奖。
  包昌法是创业上海的宁波人,是我国服装理论研究专家。大约在十年前,经上海东华大学(原上海华东纺织大学)王传铭教授牵线,包昌法与陈万丰先生结识,并了解到宁波服装博物馆正在做中国服装史研究。从此他情系故乡,不管年迈的身体,赠书、寄书、查阅服装史料等,忙个不停。他说这是尽服装研究人之责,也尽游子回报家乡的心愿和职责吧。
  包昌法已有几十年没回他的出生地湾头包家漕了。这次因写这篇文章,笔者向包先生进行电话采访,提起他的湾头老家,包昌法记忆犹新。他说:“阿娘(方言,即祖母)家开门见河浜(上海方言,意即小河),读书每年放暑假来宁波做客,乘轮船到轮船码头(即现在的老外滩),步行过草马路,不久就到家了。”那时他住在阿娘家,要么在河边钓鱼,要么去上赵家的外婆家,找表兄弟们白相(上海方言,意为玩耍)。一次他还跟随阿娘去庄桥探望太外婆,原来庄桥是阿娘的娘家。只可惜工作后,很少回老家,阿娘过世后再没来过湾头了。
  包昌法还乐于架桥帮助宁波学者做红帮裁缝研究,并提供了不少具有价值的线索。比如,近代衬衫生产,宁波人的业绩如何,为帮助弄清此问题,包昌法一会儿打电话联系人,一会儿查史料加以佐证,忙乎不少日子,最终得出了“半个世纪前,宁波人几乎垄断了上海衬衫业的半壁江山”的结论。
  “这几年,来过几趟宁波,我总是想起轮船、湾头、阿娘和河浜。待下次再来宁波,我一定去那儿走走、看看,那儿有我童年的梦和少年的玩伴。”
  是啊,故乡是一根无形的线总牵挂游子的心,这是游子的故乡情结。正是这样的情结,离开宁波数十载的包昌法将自己的藏书赠送给宁波服装博物馆。
  作为中国第三代服装研究专家,他提出的许多观点对宁波有关红帮裁缝的研究有着启迪和借鉴作用。他提供的第一套中山装形成的时间与裁缝师傅等资料,为宁波的服装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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